2009年3月2日 星期一
魚夫~ 是媒體人? 還是建國者?
終究,我走"灶腳"的地盤不見了~ 我不是憐惜自己,我只是若有所思,卻想不出所以然來,回到批判的角度~ 我曾經以文化DNA檢驗曹長青,今天我終於找出我的思緒~ 魚夫,他是什麼人~ 漫畫家? 政治觀察家? 文化工作者? 思想家? 還是媒體人? 顯然的,每一個人再社會中都扮演了一個特定的腳色! 而他也必須堅持自身所屬的專業領域,來追求生活的重心~
有人說阿扁擁有律師性格~ 我想每個人的人格形成自幼就逐漸成形,若大環境(學成過程)是一片葉子,人就像是滿佈葉面的莖脈,是大環境結晶及精神匯集,因此我想到了台灣職場的混亂,非專科學成~在領導他領域的現象,職場上叫做異業結盟,建國的路途上~ 叫做異軍突起
但是,建國能像文創事業或新興市場般的天馬行空嗎? 顯然的,某些擁有建國理念的人,已逐漸被排擠出建國的核心領域,並且終將因缺乏養分而逐漸枯萎~ 史明、沈建德、辜寬敏、李筱峰、...當然還有更多我個人認識不及的台灣派菁英 ,這些人,在台灣危急之時,人在哪裡? 為什麼沒出現在號稱WEB2.0的領域之中? 而這個領域,正步步走向外強中乾的希望假象!
台灣要建國,建國法理、國族認同、島族認同、本島文化認同、新興民族意識、學成教育、考古學術....,這是一個點線面交織而成的在地文化內涵,新的文化、新的產業、新的希望,並沒有人在做,台灣抽離了代工文化後,到底準備了什麼接替產業? 這些領域的能人,似乎淹沒在一片的執政者胡作非為的(梟叫狼嗥),及歇斯底里的台派淒厲呼叫聲中
魚夫! 你的公民記者,有什麼樣的建國內涵? 他們,是否祇有滿腔熱血! 你打算給他們什麼樣的靈魂去影響台灣人? 如果,只鑽研在工具的精進與擴張,卻沒有方向引導,你注意到你所指引的方向往哪裡去了嗎?
我只能說~ 要站再與阿扁同一個高度,你得懂的身邊應該站有哪些人! 站在八掌溪的急流中,拋繩槍只是一種救命的象徵,然而~ 終將滅頂! 看到了嗎~ 你的團隊正在欲振乏力! 或者說,從來不知道如何施力~
2009年2月19日 星期四
2009年2月3日 星期二
轉載:向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進一言---有關美屬派
向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進一言---有關美屬派 by 深藍 南方論壇
如果在外獨或媒抗的老朋友們,經常看到深藍在美屬派的蝶衣開欄中只問一個問 題,現在的訴訟進行的怎樣?我只會想知道現有的法律行動進行的狀況,但不會對何林的行動有所評論。也許有人覺得奇怪,為什麼我是這個態度?
這要從我在美國生活和教育的情況講起。美國是一個老牌的民主法治國家,近代美國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爭端,很多到最後靠最高法院的判決解決。不論在二戰時期把日裔美國關入集中營、60 年代民權運動有色人種隔離政策、2000 年佛州計票爭議等,雖然有些人對這些最高法院的判決不一定認同,但只能遵守這些判決,而且不會故意去曲解這些判決結果。
我會有這樣的認知,必須要感謝我在美國大學相關法律和憲法實務課程的教授們,他們都是幹練的律師,有豐富的法務和開庭經驗,對我們這些與他們非親非故的年輕人傾囊相授,讓我看待法律事件時,能夠做出正確的分析。
我的老師們在講授憲法相關課題時曾經這樣說過,如果你對法律或政府相關施政有異議,你認為你有理,那你就去法院提出訴訟。現在有很多人對法律上有著很多不同的見解,就用提出訴訟的方式看能否實現。換言之,如果你認為你有理,在美國就用文明的方式爭取,就去美國的法庭告吧。美國的法院一定會受理你的案子,一定會把程序走完。只是我的老師們說,除非你在法庭中提出有力的證據,不然這樣的案子的結果是一路打到最高法院,然後最高法院不予受理結案。
好了,現在一個在台灣的美國籍洋女婿何瑞元發現,當初中國軍隊到台灣,是接受美國為首的聯軍委託來佔領日本殖民地,工作內容為解除當地日本軍隊武裝,維持佔領地秩序的任務,並不是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所說的收復國土。就後來聯合國對殖民地的處理原則,是殖民地透過公投的方式進行自決,佔領軍在殖民地完成自決公投,成立具有主權的民選政府後撤離。何瑞元的主張是,戰後聯軍對台灣的佔領程序只進行到一半就被中國政府侵佔,因此盟軍的佔領工作沒有完成,因此委託人美國政府必須就台灣未完成的佔領工作負起責任。換言之,美國具有對台灣戰後的主權,台灣的主權是由被委託人中華民國政府管理,既然被委託人不負責任,委託人就出來負責吧。
這種論點對受國民黨教育的一兩代人來說,還真的蠻顛覆以往的觀念。既然有人要在美國告到最高法院去,我會好奇的看看這個案子會告到怎樣的結果。就筆者個觀點,這個看起來還有點道理,但有一種 too good to be true (太好以至於不敢相信是真的) 的感覺。提起但進一步分析自己為什麼有這種感覺,才發現這個感覺是出自對台灣前途的關心、對台灣建立獨立的國家人格願景、擺脫中國(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或他們的合體) 壓迫的期望。
但分析過後,我發覺我不能把我的期望(感情) 來干擾我自己面對實際進行的法院訴訟應有的態度(理智)。但又回想起馬丁路德.金恩博是在民權大遊行中「我有一個夢」的演說後,民權人士持續為爭取民權進行的法庭訴訟和立法行動。但這些不是一場演講,一個願景,一個期望或一個行動就可以達成。把場景拉遠,我們會發現金恩這場演講之前和之後,民權人士由期望和願景出發,持續的對美國同胞們宣揚理念、辦演講會與遊行、律師們志願到法院去控告和開庭、大家組團在立法機構和國會遊說、寫信給國會議員、總統和政府官員,這樣一步一腳印的逐步實現族群權利平等。
看看現在的狀況,如果以一個剛接觸這個議題的美國人眼光來看,又會是怎樣?台灣人自己炒成一團,指來罵去 (pointing fingers) ,一個很好的議題 (issue)自己人就可以搞爛了。最高法院審理案件,不只考慮相關法律要件,還有社會觀點和權益相關人士的反應。台灣人在美國的聲音本來就夠小了,如果台灣人自己不為自己的權益出聲,美國當然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靜悄悄的把案子結掉。然後各位又可以玩台灣人鬥台灣人,把台灣的前途鬥掉都在所不惜嗎?
個人當然希望這個法律行動會有出現對台灣有利的結果。但我也認為,不管何瑞元的觀點不管就任何的觀點來看是否合理,不管這場官司到底會不會在最高法院審理,是不是做出何瑞元所期望的判決,這次法律行動確實是在為台灣在國際社會找尋出路的一個嘗試。我們先不論結果會是如何,台灣人和台美人難道不能利用這次機會,讓美國大眾和政治圈內人物了解台灣的處境嗎?讓美國明確的了解到,台灣的前途,總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來解決。
台灣在美國的處境,其實越來越艱難。馬英九在總統大選的勝利,其實是美國和中國聯手把台灣議題邊緣化的結果,我相信江建祥律師在追查馬英九的美國移民身分時對上述的論點有很深的感受。難道台灣人和台美人不會去探究美中聯手做出這種事情的原因?難道台灣的前途,就由幾個美國政客和中國官僚草草的決定嗎?各位能夠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因此,我懇請所有關心台灣前途的台灣人、台美人和所有人。暫時放下自己對這個案件的意見,如果你同意何瑞元的論點,那就幫助他們。如果你不同意何瑞元的論點,但關心台灣的前途,也請藉這個案件像認識的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說明台灣所面臨的惡劣情況。
至於蝶衣小姐,能否請您和何、林兩位先生討論一下。專心的準備開庭的相關資料,不要再拿美軍在亞洲的軍力如何和這種「萬一台海戰事爆發 ,中共一定馬上被打爛.」的這種言論在網路上跟別人爭辯。也不要四處說要美國政府發美國護照給台灣人。因為你們真正需要做的,是好好的準備這場官司,而不是在網站上無謂的爭論和爭吵。真正要做的是公佈官司的進度,開研討會與台美人和台灣人溝通司法訴訟的狀況,大家集思廣益研議出一個良好的訴訟策略,和一些美國法務制度與資訊的說明。至於募款的部份,也請設立一個公開透明的管道,不要造成大家的質疑。
打字到此,讓我想起最近看到 HBO 播出的自製電影「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在電影的最後,在奪取土地事件的 100 年後,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美國政府違反和原住民在 1868 年訂的合約,要賠償美國原住民金錢,但不歸還土地。後來有人認為這的部份是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面。我在想,難道要到100 年後,台灣變成中國領土後,台灣的子孫跑去美國提起告訴,然後法院判決說原來台灣的主權本來屬於台灣人的,不應該給中國佔去,所以道個歉再給你一點錢打發走人嗎?也許那時各位已經不在人世,但這樣的情況是你們希望發生的嗎?
如果我們不掌握所有可能的機會,台灣人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振作?要什麼時候才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
希望大家認真思考。
2009年2月2日 星期一
台灣人美國國民護照訴訟 - 新聞發表會 (訂於2009年2月5日〈星期四〉pm1:00~3:00)
轉載自Taiwan Civil Government 台灣平民政府
台灣人美國國民護照訴訟
美國華府國家新聞俱樂部
Taiwanese US National Passport Lawsuit
National Press Club
Press Conference
新聞發表會
時間: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星期四〉下午一點至三點
地點:529 14th St. N.W., Washington, D.C. 20045
Library Lounge
Tel: 202-662-7500 FAX: 202-662-7522
出席人員:美國華府國際媒體
主講人:城仲模
歷史契機、台灣國誕
Historic Moment
The Birth of Taiwan Nation
台灣國籍、司法正義
林志昇美國國民護照訴訟案辯論庭
Judicial justice for Taiwan Nationality
Lin v. USA – US National Passport for Taiwanese
『台灣國籍、司法正義』、林志昇美國國民護照訴訟案口頭辯論,訂於二月五日,在美國華府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正式開庭。台灣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軍事佔領權責誤謬模糊,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有權無責地統治超過半世紀,而致台灣如今,仍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合法國籍的國際孤兒。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從不曾合法擁有台灣的領土主權,台灣也從未曾被合法併入中華民國的領土。中華民國既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國也從未曾建立,台灣人至今當然沒有合法國籍。然而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五條卻明文昭告世人,人人有權擁有合法國籍,但台灣人至今國籍何屬?尚不得知。
國際社會自一六二五年,在荷蘭法學家雨果葛魯秀斯 (Hugo Grotius) 發表戰爭和平法(Law of War and Peace) 後,大家有了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那就是軍事佔領並不構成自然擁有領土主權,它必須要等到和平條約的簽訂確認後才能算是。過去中國社會因承襲了朝代的更迭,總以為佔地就可以為王,台灣人民也因受了六十多年的誤導與洗腦,而以為「先佔先贏」或「佔久了就是我的」。斯不知在國際社會共同遵守的規則下,如有逾越或造次,必將遭受「不被承認」(Non-Recognition)的制裁。中華民國至今仍被排除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之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台灣人民想要參與國際,當然就得遵循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台灣人民想要建國,首先就必須確定台灣自己的領土主權(Territorial Sovereignty)、即國家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
無奈的是,目前台灣朝野各界,總把由基本人權衍繹出的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 ,與領土主權混為一談。有人說,台灣目前有人民、政府、領土與軍隊,所以當然是一個主權國家,她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所以理所當然,台灣就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堅稱,領土主權當然歸人民所擁有,但國際社會卻說,領土主權是由政府代表集體人民所擁有,而不是人民個體所擁有。主權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經由國際條約的交割來承轉,而非人民個別的自我宣示,有如一位房客以為在租屋住久了,房子所有權就理所當然會自動變成他的,斯不知管家或房客,不論您掌權或租住多久,都不會自動把您提昇為當家或房東。
論述台灣國際地位,並不是某某人的專利,它是所有關心台灣人權及法理權益者,共同應有的聚焦核心。過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由柯喬治(George Kerr) 發表「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提出,近代則是由一位年青的美國軍人葛傑夫(Jeff Geer) ,於一九九九年在網路上發表「台灣地位」(Taiwan Status)專文,許多人受到啟發與感召而矢志參與,二00四年後全心投入者要以林志昇、何瑞元為首舉。研讀台灣國際地位,必須要有戰爭國際法的認知,如果只憑擁有律師執照,就大言不慚地要以片蓋全,實難窺全貌。因為許多國際條約,都是由戰地軍事管理手冊衍繹而出。
林志昇等十位台灣人,依據美國最高法院波多黎各 Downes v. Bidwell – Insular Case (1901) 和古巴 Neely v. Henkel – Civil Rights (1901) 判例,於二00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向美國華府哥倫比亞地方法院提出,要求美國政府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權責,台灣目前仍然屬於美國軍事政府所掌管列島地位 (Insular Status) 的事實,核發給原告等兩百二十八人,於二00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向美國在台協會提出申請的美國國民護照。訴訟由被告美國國務院及原告律師團,歷經五百十二天你來我往的多次攻防,最後於二00八年三月十八日,由承審法官Rosemary Collyer 做出判決。她於判決文中指出原告等台灣人,於過去六十多年來,因『沒有國籍』而提出訴訟的心境,可以了解亦值得同情;然此訴訟屬於行政體系操控的政治事件,所以地方法院無權審判。
但原告律師團認為,這乃屬於單純的人權保障訴訟,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五條的詮釋,人人有權享有國籍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have a Nationality,二00七年八月三十日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資深主任韋德寧說,台灣或中華民國目前不是一個國家,台灣目前既然不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那麼台灣人是否有國籍?台灣人的國籍隸屬何處?況且最高法院早已有列島案件Insular Case及列島民權Civil Rights等最高法院判例可循,台灣人應比照波多黎各及古巴人民,受到美國最高法院過去所確認的民權保障,遂於二00八年五月五日,依法向上訴法庭提出抗告。法庭亦已於去年十一月三日受理,並擇期於二00九年二月五日上午九點三十分,於華府上訴法庭,由原告律師團及被告國務院代表進行口頭辯論。這是台灣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喪失國籍後,第一次能在主要佔領權國美國的法庭,進行國籍確認的法律訴訟。其結果亦將確定台灣今日的國際法理地位,及領土主權歸屬。歷史契機,台灣國或許因此誕生。
這是影響台灣前途走向,驚天動地的歷史時刻,然而好事總多磨,台灣處境越是到緊要關頭越為艱困,外有共產紅軍虎視眈眈,內有九流警檢軟硬兼施,更有訕綠狂徒滿嘴口水,在台灣人國籍懸案即將揭曉、就要進入辯論庭的前夕,謾罵有加,不但不幫忙,還硬指此為台灣人合法國籍,而孤軍與美國國務院在法庭論訴的林案原告,是騙錢詐財『惡人』。唯不知是何人受騙?真不知其意何圖?為誰執言?見不得台灣人因此建國?幫倒忙、扯後腿,目的何在?
林案團隊為了向國際社會,及海內外關心此攸關台灣人國籍與民權訟案人士,進一步報導二月五日上午辯論庭整個案情的發展,城仲模博士將於當天下午,在美國華府國家新聞俱樂部召開國際記者會,說明訴訟案的來龍去脈。歡迎各界先進、關心案情發展人士,或質疑本案是藉機斂財的法學高人,屆時前往蒞臨指教。
如有鄉親朋友,想盡一份台灣子民的棉薄之力,想參與二月五日這一決定台灣歷史的法理見證,要旁聽當天在法院的口頭辯論者,竭誠歡迎各地台灣人能自行邀約組團,結伴前往華府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辯論庭訂於二月五日上午九點三十分?_始,由於法庭的座位有限,並不是每位蒞院人士都能列席旁聽。話雖如此,但是相信當天如果有成百上千的台灣人,到達法院來關心案情的進展,不論結果如何,相信我們的關注和憂慮,必能激起廣大美國主流社會的迴響。為祈統籌當天旁聽列席事宜能順利進行,屆時原告指定聯絡人陳辰光及謝鎮寬,將於現場為鄉親們解說律師團交辦事宜。
『狂風暴雨、江河決堤;建國立命、祥和安寧』
法院地址:US Cour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333 Constitution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01.—Room # not published yet.
承審法官:Judge Karen L Henderson, Judge Janice R Brown, Judge Thomas B Griffith
開庭時間:February 5, 2009 (Thursday) 9:30 am
連絡電話:CK Chen 408-561-7556; John Hsieh 510-432-7353
紐約說明會
時間:二月三日晚上六點 <暫定>
地點:未定
連絡:未定
華府說明會
時間:二月五日晚上六點
費用:便當 $8
地點: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3211 Paul Drive, Wheaton, Maryland 20902
連絡:王能祥 202-479-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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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請 大家通知大家, 台灣建國 就在大家手中!!!
陳辰光 拜 2009-01-24
2009年2月1日 星期日
美國國防部最高機密文件解密
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管理局US Nation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最近解除一批極機密文件,其中有美國國防部的一批文件,從一九四五年三月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之間的最高機密文件,其中有一部份標題為「台灣主權」。
美國與伊拉克戰後,最受國際間批評的是「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佔領與重建計畫」,也沒有充分與當地人民溝通,造成雖然美國已經協助當地成立平民政府,可是社會依然動盪不安;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五年的台灣,從最高機密文件中,令人不禁嘆息,美日太平洋戰後對於台灣的佔領與重建事務,美國根本就缺乏完整的計畫,更遑論接受委託代理美國在台灣地區佔領事宜的蔣介石集團,而與台灣人民的溝通更是付之闕如。
詳查 美國國防部最高機密文件解密
2009年1月25日 星期日
2009年1月15日 星期四
2009年1月12日 星期一
FORMOSA CESSION U.S.A.
轉貼美國與中國的台灣角力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公佈三份的資料,有關美季辛吉和中國總理會議紀錄,季辛吉曾回應周恩來有關台灣問題時(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稱:「毫無問題,如果沒有韓戰,台灣今天可能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ㄧ部份。」周恩來在隔天對台灣問題提出六點要求:
一、美國政府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二、美國必須承認台灣屬於中國。
三、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ㄧ台」。
四、美國不可再提倡台灣地位未定論。
五、美國不支持台獨。
六、美國要嚴加防範日軍勢力在美軍撤出後進入台灣。
韓戰爆發以前,舊金山和約草擬原來將考慮「開羅宣言和波次坦宣言」,將台灣領土主權由「敵方日本」割讓予「友方中國」,依照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及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的草約第二b條:Japan hereby cedes to China in full sovereignty the island of Taiwan(Formosa)and adjacent minor island. 然而,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日本變成「友方」,而中國變成「敵方」,盟軍肯定地(affirmatively)改變原意,決定不將台灣領土主權移轉給中國,本來草約第二b條用字” full sovereignty “,這可以確定台灣領土確實是日本領土,是日本國土的一部份,而非日本殖民地。此時,日本雖已經成為「友方」,但仍然是戰後條約的「敵方」,必須以戰敗國接受懲罰,其中第二b條改為: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依照該條約,日本保留了台灣之領土主權(territorial ownership),所放棄的是台灣之領土權(territorial right),而且依第二十三條,美國是台灣的征服者,也就是主要佔領權國身分接手。
中國周恩來為何會提出第六條?因為這牽涉日本與台灣之間所潛在的「關係」,周恩來為何要憂心日軍勢力會進入台灣?日本與中華民國不是敵國嗎?日本只是放棄台灣領土權,還剩下部份台灣「殘留主權」,美日「安保條約」,日本防衛線可以包含台灣海峽就是明証。
根據周恩來的要求,美國方面表面能做的部份只有:
一、 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效忠的對象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國際法上,台灣人並非中國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法理關係。
二、 美國確實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ㄧ台」。
三、 美國也不支持台獨。
四、 美國不再提倡台灣地位未定論。
美國已經公開宣布:「台灣不是中國之ㄧ部份」「台灣不是享有主權的國家」「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不是國家,是待解決的爭議」,既然台灣領土主權不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非中華民國,更非台灣國,而美國在國際法規範下,執行「佔領不可移轉主權」情況下,並不擁有台灣主權。此同時,基於” No terra nullis remains”原則,國際間目前並不存在無主地。有關台灣領土主權的歸屬,現在只差美國說清楚”Taiwan actually belongs to ˙˙˙”在舊金山和約未簽訂前,台灣地位確實是未定,然而,和平條約生效後,台灣地位已定,美國尚不方便說清楚而已。
美國政府方面堅持能做的是:
一、 美國清楚台灣主權在那裡,不可能承認台灣屬於中國。
二、 美軍雖撤出台灣領土,然保持隨時「進出」,在美日安保條約架構下,「周邊有事」就是「台灣有事」,也是「日本有事」,當然會「美國有事」,日軍雖然勢力不及於台灣領土內部,但在「日本領海(台灣海峽)」仍然有義務與美國共同協防台灣。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太平洋軍區司令奇庭將軍,在華府「傳統基金會」所舉辦研討會表示:「大家每天都可以安心上床睡覺,不必擔心兩岸間會發生軍事行動,若中國攻擊台灣,我想他們(中國人)知道,他們一定會輸,所以免了吧!」根據奇庭將軍的談話內容,可以分析探討如下:
一、 美國有十足的信心可以遏阻中國武力侵台,因此,美國處理「台灣問題」時,一方面讓中國知難而退,另方面讓中國沒有武力侵台的理由。
二、 兩岸之間衝突的原因,無非就是政治間的糾葛;依舊金山和約,兩岸原本毫無關係,但因美國讓流亡蔣氏政權進入台灣領土,才會造成兩岸間的關連與關係。
三、 台灣與中國的糾葛要達成最終解決,唯一也是最佳辦法,美國軍事政府依戰爭法及舊金山和約,親自(as principal)來台佔領管轄,而終結中國流亡政權在台灣的(as agent),切斷中國與台灣領土上的管轄虛諉政權,將主權依法交予台灣平民政府,則中國政府、日本政府、美國政府等四方面都可以安心睡覺。
作者:林 志 昇
「控美政府案」代表人
08/12/29
2009年1月8日 星期四
2009年1月6日 星期二
2008年12月29日 星期一
「建國」與「獨立」
"獨立"在近代國際社會中的普遍解釋為"國家獨立",例如:美國獨立、荷蘭獨立、希臘獨立、愛爾蘭獨立、墨西哥獨立、車臣獨立...等 ,皆是成為一個新興國家所歷經,脫離原有母體的"獨立"歷程
因此,一般大眾,尤其是在國際媒體所報導的說法,通常是以"國家"為前提之"獨立"單位,少有"民族獨立"之說法,獨立在歷史定義上,是具有里程碑之特殊意義,非一般情感投射之~離家獨立生活,經濟自主獨立,抑或自成為新族群之獨立概念
一般民眾,尤其是在玉山網聚廳的山友,更應該具備文字定義上的嚴謹態度,才能避免錯誤訊息的傳播~
台灣所面臨的課題,關鍵就在這些細節上~台灣的前途應是"建國議題",但長期以來被中國派媒體操作成"統獨議題",以避免核心議題浮上檯面,建立輿論防火牆,劃個圈圈讓牛在裡面吃草,再從外圍放火,這是潛移默化的統戰手法,山友不可不知!
統戰手法用詞舉例:統派、獨派、台獨份子、大陸、內地、同文同種、國語、咱中國人、台灣省...
延伸閱讀~ 語意與概念混淆引爆的論戰
終止統獨的假議題,認清建國工作的真正課題,不要再懵懂混日子,400年已經過去了,台灣人不要讓子孫再無奈過下去,有些事情我們現在不做,也許我們這輩子及子孫下輩子都做不到了
2008年12月14日 星期日
美高院審查國務院回辯文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針對美國華盛頓聯邦地方法院「Civil Action No. 06-1825(RMC)」「Roger C.S. Lin v. USA」案,美國國務院法務署提交回辯文,基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八日地方法院已經說明:「台灣人沒有國籍。」以本案屬於「政治問題」而且「條約釋疑」屬於上訴(高院)審查,原告(林志昇等)於五月五日提出後,上訴(高院)同意受理本案(編號:08-5078號),要求原告上訴人(林志昇等)必須於十一月三日前提交訴狀文,被告(美國政府)必須於十二月三日前提交回辯文,原告上訴人(林志昇等)十二月十七日前應再交再辯文。
綜觀國務院回辯文,可以分成五大部分,分析如下:
(一)國務院法務署認為,林志昇等討論哪一個國家對於哪一塊領土執行「主權」時,是屬於「政治問題」,不是美國法院能夠審理。
(林志昇再辯文)如果要美國法院談論澳洲政府是否對某島嶼有主權,或者印度是否對某山區有主權,或是德國與法國邊界領土主權如何區分˙˙等等,美國政府或法院去討論類似這些外國問題,當然是屬「政治問題」,而且涉及外交權。本案是談論:某一塊領土是否屬於美國主權,那情況就不一樣了。在一八零三年美國向法國購買路易西安那州領土以後,美國最高法院對於邊界如何區分,有做相關的判決;美西戰後,古巴領海附屬島與是否屬於美國主權或古巴主權,都有判決;美國本身各州之邊界的爭執,美國法院或大法官也做成相關判決。所以美國本身領土主權範圍,當然美國法院有權力去討論和裁定,這是牽涉實質的美國法律問題,絕對不是政治問題。
(二)國務院法務署認為,林志昇等控美政府案,是企圖要法院干涉美國的外交政策。
(林志昇再辯文)本案上訴人(林志昇等)對美國有關台灣的既定政策沒有任何爭執。美國行政部門多次表示:美國與中國之三個雙邊公報、台灣關係法及一個中國政策,除此以外,這個三角關係(台灣、中國、美國)當然也受到美國憲法相關範圍規範(特別是軍事管轄權),還有二次大戰後,參眾兩院所通過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另外還有美國所簽署同意的「戰爭法」。對於以上這些法規,上訴人原告都是百分百同意並尊重,上訴人只是要在這些既定法理範圍內,要求法院討論上訴人的權利範圍部分。美國行政部門曾經宣布過(A)台灣不是國家(B)中華民國不是國家(C)台灣沒有資格加入聯合國。美國立法單位也宣佈過(A)美國從沒有承認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國會研究中心二零零七年七月的報告)。美國法院也曾判決過:「未曾有任何條約或協議將台灣澎湖主權過戶給中華民國(參考一九六零年Rogers v. Sheng, D.C. Circuit)」
(三)國務院法務署認為,林志昇等尋求美國國民非公民的國籍認定,所根據的法律依據,是來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的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林志昇再辯文)其實,法務署是錯誤的,台灣人原來是屬日本國籍,直到一九五二年春天,才被日本法院依據舊金山合約去除,而台灣人民的美國國民非公民的國籍,是來自「舊金山和平條約」,台灣是美國主要佔領權國管轄下的海外領土,這些規定可以由第四b條和第二十三a條去完全了解,中華民國佔領台灣事實只不過是美國「主要佔領權國」的代理單位而已。
(四)國務院法務署認為,所謂美國國民非公民,在今天,此身分僅限於美屬薩摩亞島與附近島嶼人民,而不能用來解釋台灣人民的身分。
(林志昇再辯文)根據美國務院的外交手冊事實清楚提出,世界上有一些領土是美國管轄下的領土,但是,美國法律還沒有給予明確規劃,對於這些島嶼的人民,必須歸類為美國國民非公民。請參考以下條文:
*7 FAM 1121.2-2 Court Decisions a.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in a series of court cases often called the "Insular Cases", the Supreme Court developed the rationale that, absent specific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 or treaty provisions -- (1) The Constitution has only limited applicability to U.S. territories; and (2) Inhabitants of territories acqui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cquire U.S. nationality -- but not U.S. citizenship.
*7 FAM 1121.4-3 Status of Inhabitants of Territories Not Mentioned in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INA)
The United States exercises sovereignty over a few territories besides those mentioned abov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Supreme Court dicta, inhabitants of those territories, (Midway, Wake, Johnston, and other islands) would be considered non-citizen, U.S. nationals; However, because the INA defines "outlying possess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only American Samoa and Swains Island, there is no current law relating to the national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territories or persons born there who have not acquired U.S. nationality by other means.
(五)國務院法務署認為,一九五五年美國與中華民國間的雙邊共同防禦條約,是認定中華民國對台灣澎湖地區有主權。
(林志昇再辯文)這是嚴重錯誤的「認定」。當年通過本條約的同時,參議院也正式聲明:「本條約不得解釋為改變或影響台澎地區主權情形的認定」。在本條約通過的前三年,參眾議院都清楚早已經通過「舊金山和平條約」,台澎地區的主權根本沒有過戶給中華民國。
總評論
美國國務院法務署的美上訴(高等)法院回辯文,完全忽略美國憲法內的「軍事管轄權」,特別是「軍事政府」「割讓」「佔領」這些觀念,台灣澎湖是太平洋美日戰後遺留的法律問題,美國大法官曾經有判決引述「軍事政府是執行主權的任務」,以下有判決以供參考:
Reference:
Winthrop's opus, as quoted in the US Supreme Court case of Madsen v. Kinsella, US Supreme Court, 343 U.S. 341 (1952):
In speaking of the nature of military government, Colonel William Winthrop, in his authoritative work on Military Law and Precedents (second edition, 1920 reprint), says on page 800: "Military government . . . is an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and as such dominates the country which is its theatre in all the branches of administration. Whether administered by officers of the army of the belligerent, or by civilians left in office or appointed by him for the purpose, it is the government of and for all the inhabitants, native or foreign, wholly superseding the local law and civil authority except in so far as the same may be permitted by him to subsist . . . . The local laws and ordinances may be left in force, and in general should be, subject however to their being in whole or in part suspended and others substituted in their stead --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日本原來領土琉球群島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三條「領土」;日本原來領土台灣澎湖群島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二b條「領土」,美國軍事政府對上述兩個「領土」都有管轄權(分配與處分),這是第四b條明文規定。然而,琉球群島的管轄權美國軍事政府,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由美國總統宣告結束,相較之下,美國總統尚未宣佈軍事政府對台灣結束管轄。
作者:林 志 昇
「控美政府案」代表人
2008/12/08============================================================================================
2008年12月9日 星期二
美國國務院有關護照出生地的規定
出生地若寫台灣中國 要問明他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不能寫台灣中國 台灣中華民國 或台灣ROC
有趣有趣
原文請見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94675.pdf
打入TAIWAN即可看到這些段落
2008年12月1日 星期一
~國民黨掏空台灣實錄~
~不斷編謊愚民,巧立名目,強取預算~國民黨掏空台灣錄~
馬政府不斷愚弄人民,玩數字遊戲,挖空國庫,詐騙公帑,---
~放任物資高漲,壟斷圖利農會,菜蟲,黑道
~台電購煤弊案,不敢公開採購內容,黑箱作業,用不合理價位繼續洗劫人民,圖利幕後黑手~搜刮民財,而坐享4.6個月的年終獎金
~假擴大內需花了1仟多億圖利樁腳,民代
~不合理退稅,減稅給大企業圖利財團
~股市所謂的外資有多少是國民黨的黨產幕後操控~至今外資賣超,從台灣提領了5仟多億~市值蒸 發超過10兆,台灣跌幅竟然全球第一!
~愛台12建設舉債4兆
~國際金融市場從2006年就已衰退,但GDP已從扁政府交接時的4.3%,將衰退到1.3%~邪惡的政治鬥爭,導致台灣雪上加霜,投資環境惡化,全民哀鴻遍野,而前後才6個月,這個專政獨夫,已讓台灣萬劫不復
~執政後露出統一的真面目,與中國簽喪權辱國,掏空國本的密約,預計資金將有8兆會流向中國
~之前花了259億的近貧專案失敗,不但傲慢不認錯,現在又以債留子孫方式舉債829億,發行效果不大的消費劵
~消費劵的相關軟硬體,人事費不知又圖利那些廠商,預估約需花費90億~不退現金,不排富,連馬英九,郭邰銘都能領,那800億實際幫了窮人多少,脫褲子放屁,製造更多問題
~掏空國本,挪用8仟億郵政儲金人民的老本,一樣黑箱作業,不公開資金流向
~執政5個月,舉債13兆8仟億,不見任何效果,台灣人每人舉債53萬
~政府操盤的三大基金:勞健保基金,慘賠800億 軍公教退休金~慘賠700億
又編5仟億騙說要解決失業率,結果是企業倒的倒,裁的裁,跟本無法提供就業名額~那5仟億到時是補貼給誰,進了誰的口袋呢~
台北市欠健保約300億,勞保200多億,可以不還, 缺口從百姓搜括,除油電瓦斯外,勞健保再漲,而天天喊賠錢的國營事業,卻坐領高薪,再加數個月的獎金~真是天理何在
立法院提自肥18%再加碼圖利軍公教,預計國庫多支出250億
面對這個邪惡的政府,台灣有多少血可以流,對於該照顧的統治階級~財團,商人,政要,軍公教,地方勢力,黑道等對國民黨有利的族群,一個都沒少,社會資源分配嚴重失衡~
對主權,法治,人權的保障完全與人民對作,倒行逆施,專制獨裁~
很明顯~這個中國心,美國籍的馬英九絕非笨,而是壞,他很明確有效率的在執行一件任務,那就是
掏空台灣國本~削弱台灣主權~行使共同市場~達成終極統一
2008年11月30日 星期日
誰能替「台灣現狀」定義?
轉貼:
民進黨一九九九年發表「台灣前途決議文」時,台灣國際法專家並沒有提供「戰爭法與佔領法」的專業知識,因此,在「主權國家」與「非主權國家」之間的法理層次缺乏,令人難以清楚分辨兩者差異,造成混亂。不過民進黨的學者對於美日沒有以任何國際條約,將台灣、澎湖領土交給「中華民國擁有」,都有相同共識。問題顯然是,中華民國在太平洋戰後,就算台灣以「台灣」之名,仍然參加不了國際組織,其中聯合國被拒十五次,世界衛生組織則十二次,這種現象,應該讓台灣學者了解,「台灣國際地位的現狀」是否真正釐清?「民進黨正常國家決議文」應該考慮重寫。對於將來民進黨的重新出發,如此重要的黨的文件,是會影響台灣未來方向,也會影響台灣未來的發展,甚至於會影響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中華民國非主權國家」是國際社會一致的共識,從一九一二年建國,一九四五年受委託佔領台灣,一九四九年流亡台灣,一九七一年被聯合國驅逐,一九七八年底遭美國斷交到現今的歷史流程,都是台灣人耳聽能詳的歷史事實,重點是:與「台灣澎湖」何關?面對清楚的「美國對台」政策,台灣人可以分析「台灣現狀」到底是什麼?(一)三個公報(二)一個中國(三)台灣關係法(四)六項保證(五)三不政策(六)台灣非國家(七)反對台灣獨立(八)台灣不可加入聯合國(九)兩岸不得單獨改變台海現狀(十)堅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台灣」不被國際承認為主權獨立國家,的確是耐人尋味的謎題,歷史記載,美日戰後,到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和平條約生效為止,參與台灣地位問題的成員有:美國、日本、日屬台灣、流亡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參加戰爭,沒有扮演台灣歷史角色,遑論是台灣擁有者。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懸空割讓台灣,沒有指定收受者,而美國卻是被條約指定為台灣「主要佔領權」國,接著下來,台灣應該如何按照「戰爭慣例法」,組織台灣戰後歷史資料,去發掘「台灣的現狀」,並且保障台灣人的權益。
作者:林 志 昇
「台灣平民民主黨」政治組
2008年11月29日 星期六
"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
杜魯門:他們是賊,每一個都是賊!
紐約時報2003年10月25日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以《蔣女士,中國領導人的寡婦,105歲死亡》
(原文連結自紐約時報)http://www.nytimes.com/2003/10/25/international/25CHIA.html
為題,回顧蔣宋美齡的一生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整篇文章,從開始到結尾都不斷強調一件事,就是蔣宋美齡A了美國的錢,也清楚提及美國人對蔣宋美齡幻滅 (disillusion)的過程。台灣的統派媒體和政客只顧吹噓蔣宋美齡如何受到美國人愛戴,而隱藏美國人後來極端厭惡蔣宋美齡的事實,真是夠了。
因為篇幅太長,我僅就統派媒體不會提及的段落翻譯出來,上下文難免不接,翻譯不好,請海涵。
歷史學家們紀錄了蔣介石以殘殺手腕、贏取、保有,最終失去權力的過程。後來幾年,事情變得明朗化,蔣氏家庭A了好幾億用來支援中國抗日和打共產黨戰爭的美援。
雖然蔣女士在美國的公眾輿論裡有一種明星般的形象,法蘭克福‧羅斯福總統和其它領袖們,對她和她丈夫專制和腐敗的作為感到幻滅。Eleanor羅斯福女士 在一場白宮晚餐中,當問到蔣女士的中國政府如何處理煤礦工人罷工問題時,他所獲得的答案是令人感到驚恐的:蔣女士不發一語,用尖銳的指甲在她的脖子前比了一比。
「她可以把民主談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在民主政治裡。」羅斯福女士事後說。
戰爭結束前夕,國民 政府的官員們對政府的忠誠已消失殆盡。政府愈來愈貪婪,甚至在財政上叛國,貪得無厭的印鈔票,使得中國對美金的匯率跌到只剩好幾百萬分之一。許多國民政府 的軍隊因沒有薪水而被迫乞討,但是,美國外交官員們發現,從美國送去中國的軍事補給,有時在一抵達中國就出現在黑市上。
即使在戰爭最緊張的時刻,蔣女士也經常離開她的丈夫,忽然消失在紐約幾個月,蔣幫因為太神秘而無能反駁有關他們婚姻的謠言,但是,蔣女士的自動消失,或許也肇因於她日益惡化的皮膚狀況。
在上海時,有一天蔣女士如常地坐著她的大型加長Limousine上街購物...(這段講到她和毒販頭子杜月笙的恩怨) ....
蔣女士很快的在華府引起風潮,她在國會強有力和熱情的演說,引起了如雷的掌聲,她然後橫越整個國家,出現在麥迪遜花園廣場和好萊塢Bowl。
但是,她同時卻引起了美國軍人對她的厭惡,尤其是她回到戰時的首都重慶,帶著許多箱的皮箱,其中一個撐開來,露出了裡面奢華的化妝品,私人衣物和時髦昂貴的日用品。
這只是國民政府正迅速的走向自我毀滅,逐漸腐敗的小警訊。......
其他在中國的美國官員也對國民政府偷雞摸狗的腐敗行徑發出警告。美國在戰時,支援中國超過三十億美元,但是,大多數都是宋子文經手,宋是中國駐在華府的財政首長。後來事實顯示,宋家為了分贓這些A來的美援,搞得家庭很不愉快。......
蔣女士在1948年十月到華府來要錢打共產黨,但是,美國國會才通過對中國的十億援助,此時,杜魯門總統對蔣家夫婦已經非常沒有耐心,給蔣家錢對於支持國民黨政府根本沒有一點幫助。蔣女士從此沒有再回到中國。
蔣女士說:「我不會再向美國人要什麼了,要不是你們愛我們,要不就是你們的心已背離了我們。」
挫折之下,她公開的將美國政治比喻成「無恥的粗鄙無文」。美國多年來對蔣家這樣大方的支持,竟然換得這樣的評價,這激怒了杜魯門。
「他們是賊,她們每一個人都是賊。」杜魯門指的是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他們從我們送給蔣政府的上十億美金裡,偷取了將近七億五千萬美金。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
本文章引用出處如下 南方快報(政治修理站)http://www.southnews.com.tw/
Madame Chiang Kai-shek, a Power in Husband's China and Abroad, Dies at 105
THE NEW YORK TIMES
By SETH FAISON Published: October 25,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10/25/international/25CHIA.html?ex=1172034000&en=f2a3769307de69e3&ei=5070
Madame Chiang Kai-shek, a pivotal figure in one of the 20th century's great epics —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post-imperial China waged between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Communist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the violent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 died on Thursday in Manhatta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Taiwan reported yesterday. She was 105.
Madame Chiang, a dazzling and imperious politician, wielded immense influence in Nationalist China, but she and her husband were eventually forced by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to exile in Taiwan, where she presided as the grande dame of Nationalist politics for many years. After Chiang Kai-shek died in 1975, she retreated to New York City, where she spent the rest of her life.
But her old influence overseas was matched, and perhaps exceeded, by the relentless and sophisticated lobbying effort she and her husband set up in Washington, through which they distributed uncounted millions through law firms and public relations companies to promote Taiwan's cause and maintain recognition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During the 1950's, Madame Chiang and her husband blam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Nationalists' loss of China, and continued to campaign for help from Washington to retake the mainland. Although that hope eventually faded, 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remained strong for years, delaying Washington's recognition of Beijing as the capital of China until 1979,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Communists seized power.
As a fluent English speaker, as a Christian, as a model of what many Americans hoped China to become, Madame Chiang struck a chord with American audiences as she traveled across the country, starting in the 1930's, raising money and lobbying for support of her husband's government. She seemed to many Americans to be the very symbol of the modern, educated, pro-American China they yearned to see emerge — even as many Chinese dismissed her as a corrupt, power-hungry symbol of the past they wanted to escape.
Ultimately, that difference in perspectives was perhaps one reason that she fled an increasingly democratic Taiwan, where many people reviled her and where she felt less at home as native Taiwanese eclipsed the exiled mainlanders.
Madame Chiang was the most famous member of one of modern China's most remarkable families, the Soongs, who dominated Chinese politics and fin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in China it was her American background and style that distinguished Soong Mei-ling; that was her maiden name, sometimes spelled May-ling.
For many Americans, her finest moment came in 1943, when she barnstormed the United States in search of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ist cause against Japan, winning donations from countless Americans who were mesmerized by her passion, determination and striking good looks. Her address to a joint meeting of Congress electrified Washington, winn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aid.
She helped creat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the war years, runn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ropaganda operation and emerging as its most important diplomat. Yet she was also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ndless maneuverings of her husband, who was uneasily at the helm of several shifting alliances with Chinese warlords vying for control of what was then a badly fractured nation.
A devout Christian, Madame Chiang spoke fluent English tinted with the Southern accent she acquired as a schoolgirl in Georgia, and she presented a civilized and humane image of a courageous China battling Japanese invasion and Communist subversion. Yet historians have documented the murderous path that Chiang Kai-shek led in his efforts to win, then keep, and ultimately lose power. It also became clear in later years that the Chiang family had pocke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f American aid intended for the war.
Madame Chiang had a notoriously tempestuous relationship with her husband, and then with his son by a previous marriage, Chiang Ching-kuo, who became Taiwan's leader after Chiang Kai-shek's death. She had no children.
(Page 2 of 4)
http://www.nytimes.com/2003/10/25/international/25CHIA.html?pagewanted=2&ei=5070&en=f2a3769307de69e3&ex=1172034000
Her skill as a politician, alternately charming and vicious, made her a formidable presence. She made a play for Taiwan's leadership after Chiang Ching-kuo died in 1988, even though she was 90 and living in New York.
Although she suffered numerous ailments, including breast cancer, she outlived all her contemporary rivals. She was said to credit her religious faith — she told friends she rose at dawn for an hour of prayer each day — for her good health.
Gen. Joseph W. Stilwell, who worked closely with her when he commanded American forces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described Madame Chiang in his diary as a "clever, brainy woman."
"Direct, forceful, energetic," he wrote. "Loves power, eats up publicity and flattery, pretty weak on her history. Can turn on charm at will and knows it."
Soong Mei-ling's rise to power began when she married Chiang in an opulent ceremony in Shanghai in 1927, bringing together China's star military man with one of the nation's most illustrious families.
Her eldest sister, Soong Ai-ling, directed the family's affairs and innumerable money-making ventures with the help of her husband, H. H. Kung, a scion of one of China's wealthiest banking families.
Madame Chiang's second sister, Soong Qing-ling, was the wife of Sun Yat-sen, China's first president after the last emperor was toppled in 1911. After Sun's death, Soong Qing-ling carried his banner over into the Communist camp, causing an irreparable rupture in the family.
When the vanquished Nationalists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Soong Qing-ling stayed behind.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called her the only true patriot in the Soong family, and appointed her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1980, a year before her death.
A Telling DittyToday, Chinese still remember the three sisters with a telling ditty: "One loved money, one loved power, one loved China," referring respectively to Ai-ling, Mei-ling and Qing-ling.
Madame Chiang's elder brother, T. V. Soong, often called Nationalist China's financial wizard, served at various times as finance minister, acting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where his primary role was raising money from America.
Although Madame Chiang developed a stellar image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other leaders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her and her husband's despotic and corrupt practices. Eleanor Roosevelt was shocked at her answer when asked at a dinner at the White Hous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handle a strike by coal miners. Madame Chiang silently drew a sharp fingernail across her neck.
"She can talk beautifully about democracy," Mrs. Roosevelt said later. "But she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democracy."「她可以把民主談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在民主政治裡。」羅斯福女士事後說。
By the end of the war, the loyalty of Nationalist officials melted away as the government grew corrupt and fiscally traitorous, printing money so aggressively that the Chinese currency fell to an exchange rate of several million yuan to the dollar. Many Nationalist soldiers were reduced to begging for food because they went unpaid, yet American diplomats discovered that military supplies s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sometimes appeared on the black market soon after arrival.戰爭結束前夕,國民 政府的官員們對政府的忠誠已消失殆盡。政府愈來愈貪婪,甚至在財政上叛國,貪得無厭的印鈔票,使得中國對美金的匯率跌到只剩好幾百萬分之一。許多國民政府 的軍隊因沒有薪水而被迫乞討,但是,美國外交官員們發現,從美國送去中國的軍事補給,有時在一抵達中國就出現在黑市上。
During the 1950's, Madame Chiang and her husband continued to campaign for help from Washington to retake the mainland, although That hope eventually faded.
In New York, Madame Chiang lived in an apartment on Gracie Square in Manhattan. In March 1999, as she turned 101, hard of hearing but still quick-witted, she told visitors that she read the Bible and The New York Times every day.
The Soong family's saga, cutting across many strand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gan when Madame Chiang's father, Charlie Soong, sai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age of 12. Coming from a family of traders in Hainan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r. Soong was taken in by Methodists in North Carolina who converted him to Christianity in hopes of sending him back to spread the word of Jesus in China.
After returning to Shanghai in 1886, Mr. Soong, a genial wheeler-dealer, passed up missionary life to start a business printing Bibles, earning a fortune. He also printed political pamphlets secretly for Sun Yat-sen, then working to overthrow China's last emperor. On Jan. 1, 1912, Sun became China's first president.
(Page 3 of 4)
http://www.nytimes.com/2003/10/25/international/25CHIA.html?pagewanted=3&ei=5070&en=f2a3769307de69e3&ex=1172034000
Sun lasted in office only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coalition disintegrated, and after he fled to Japan, he hired Mr. Soong's second daughter, Soong Qing-ling, as a secretary. They soon married, despite the age difference: he was 50 and she was 21.
Educated in America
Mei-ling Soong was born in Shanghai on March 5, 1898, although some references give 1897 as the year because Chinese usually consider everyone to be one year old at birth. At the age of 10, she had followed her elder sisters to the 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 in Macon, Ga.
She entered Wellesley College near Boston in 1913; her brother, T. V., was enrolled at Harvard. She major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as remembered by her classmates as a chubby, vivacious and determined student. She graduated in 1917 and returned to Shanghai speaking English better than Chinese.
She was introduced to her future husband in 1922. By that time, she had matured into a slender beauty and taken to wearing full-length, body-hugging gowns.
Chiang Kai-shek, a severe-looking military aide to Sun who established a school for officers in southern China, may have been as attracted to the Soongs'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as he was to their youngest daughter. His initial overtures to her were rebuffed, and after Sun's death in 1925, as Chiang took the title generalissimo and tried to succeed him as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alist cause, he proposed to Sun's young widow, Soong Qing-ling. She said no.
Chiang allied himself with warlords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China and with the Soviet Union, where Stalin regarded the Nationalists as more progressive than the warlords who still controlled Beijing and northern China. Communist rebels, not yet led by Mao Zedong, felt they deserved Moscow's support. But Stalin insisted on supporting the Nationalists.
In 1927, Chiang shocked his Soviet backers by carrying out a massacre of leftists in Shanghai. Edgar Snow,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estimated that Chiang's forces had executed more than 5,000 people.
The massacre caused a permanent rent in the Soong family. Soong Qing-ling, as Sun's widow, led a faction of Nationalists who voted to expel Chiang from all his posts. T. V. Soong resigned as finance minister, though he was later persuaded to resume his alliance with Chiang.
When Chiang renewed his interest in Soong Mei-ling in 1927, she told him that she would consent to marry only if he could win the approval of her mother, who had reservations about a man who was neither Christian nor single. Chiang had already fathered a son in a marriage that was arranged when he was only 14, and had adopted a second son and married a second wife, Chen Chieh-ru. Chiang promised to convert, and eventually sent Chen away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she enroll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earned a doctorate.
The Chiang-Soong wedding took place in Shanghai on Dec. 1, 1927. A small Christian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Soong mansion on Seymour Road, followed by a political ceremony at the Majestic Hotel, beneath a portrait of Sun.
As a political partner to her husband, Madame Chiang developed what she called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eries of principles for modernizing China through social discipline, courtesy and service. She engineered public hygiene campaigns and denounced traditional superstitions.
While many ordinary Chinese resisted it, the campaign was popular with foreigners, particularly with Henry Luce, the publisher of Time magazine, who was born to missionaries in China. A longtime supporter of the Chiangs, Luce named the couple "Man and Woman of the Year" in 1938.
During the war with the Japanese, Madame Chiang pushed her husband to build up the Nationalist air force, and helped hire Claire Chennault, who commanded a mercenary force of pilots t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Flying Tiger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Stilwell, Chiang and Madame Chiang proved contentious. The general accused Chiang of hoarding resources, deliberately avoiding battle with the Japanese to spare his men to fight the Communists.
(Page 4 of 4)
http://www.nytimes.com/2003/10/25/international/25CHIA.html?pagewanted=4&ei=5070&en=f2a3769307de69e3&ex=1172034000
Madame Chiang was in the middle, sometimes interceding on General Stilwell's behalf when resisting him threatened American support. But she also plotted against the general, telling journalists that he was incompetent. She and her husband lobbied Washington to have him replaced, and he was, in 1944.
After Japan was defeated in 1945 and the civil war betwee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accelerated, the Communists swiftly expanded their control into the northeast.
The governing Nationalist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merican aid, but American officials in China warned of vast amounts of graft among Nationalists. More than $3 billion was appropriated to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most of it was transmitted through T. V. Soong, who a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s based in Washington. It later became apparent that the Soong family suffered vicious infighting over the purloined funds.其他在中國的美國官員也對國民政府偷雞摸狗的腐敗行徑發出警告。美國在戰時,支援中國超過三十億美元,但是,大多數都是宋子文經手,宋是中國駐在華府的財政首長。後來事實顯示,宋家為了分贓這些A來的美援,搞得家庭很不愉快。......
Madame Chiang traveled to Washington again in November 1948 to plead for emergency aid for the war against the Communists. Yet Congress had recently assigned $1 billion more to China, and President Truman was impatient with the Chiangs and what had become an apparently hopeless effort to shore up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Madame Chiang never returned to China.蔣女士在1948年十月到華府來要錢打共產黨,但是,美國國會才通過對中國的十億援助,此時,杜魯門總統對蔣家夫婦已經非常沒有耐心,給蔣家錢對於支持國民民政府根本沒有一點幫助。蔣女士從此沒有再回到中國。
"I can as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nothing more," she said. "It is either in your hearts to love us, or your hearts have been turned from us."蔣女士說:「我不會再向美國人要什麼了,要不是你們愛我們,要不就是你們的心已背離了我們。」
In her frustration, she publicly likened American politics to "clodhopping boorishness." Coming after years of generous American support, that irritated Truman.挫折之下,她公開的將美國政治比喻成「無恥的粗鄙無文」。美國多年來對蔣家這樣大方的支持,竟然換得這樣的評價,這激怒了杜魯門。
"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 Truman said later, referring to Nationalist leaders. "They stole $750 million out of the billions that we sent to Chiang. They stole it, and it's invested in real estate down in São Paolo and some right here in New York."「他們是賊,她們每一個人都是賊。」杜魯門指的是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他們從我們送給蔣政府的上十億美金裡,偷取了將近七億五千萬美金。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
General Chiang resigned as president of Nationalist China in January 1949 and fled to Taiwan that May, taking with him a national art collection that was kept in crates in Taiwan for years as the Chiangs clung to the ever-diminishing hope that they would some day take it back to Beijing.
Over the years, Madame Chiang's health wavered, and in 1976 she was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and had a mastectomy, and later, a second one.
Her Final Years Even after she moved to permanent residence in New York, she kept he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Nationalist politics. She returned to Taiwan after her stepson died in January 1988. Even though she was nearly 90, she tried to rally her old allies. But Lee Teng-hui, chosen as vice president both because he was Taiwan-born and because he was considered a pushover by fellow Nationalists, proved more adept at politics than expected, and he gradually solidified his control.
Madame Chiang lived out her final years in New York, with a pack of black-suited bodyguards who cleared the lobby of her Gracie Square apartment building every time she entered or left. She returned to Congress for one last appearance in 1995.
Until this year, Madame Chiang maintained an annual tradition of receiving a few friends at her Manhattan apartment on her birthday. But this year, she came down with pneumonia, and was unable to do that, the local Chinese press reported.Her last public appearance was believed to be in January 2000, when she attended an exhibition of her watercolor painting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s at the Queens headquarters of the World Journal, a prominent local Chinese newspaper. She was in a wheelchair, but was reported to be in good spirits, telling people there that she was very happy that day.